这样，报本反始、反古复始便不仅只是制祭的原则，且为圣人垂范天下和教化之本。

张载《正蒙》所说一故神、两故化(《参两篇》)、神，天德。皇者，中也，光也，弘也。

西汉桓宽《盐铁论·相刺》说天设三光以照记，天子立公卿以明治。伊川云‘易者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知易之用矣，而未明其本也。在汉唐相关注解中，这里的神多被理解为神明、神灵，有一定人格神意味。这里的存神过化，偏重指有德之人对社会的感化。皇者天，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广博易良，《乐》教也。35引自俞琰：《读易举要》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既然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起，思想文化上就必然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没有经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必然历史地向已经有过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而这种学习在当时既是必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富有成效的。

有西方哲学学科训练背景的俞吾金、赵敦华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展开自己独特的探索。近几十年来，大量西方哲学的名著被翻译成中文。三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理论研究转向利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进行结合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这种文化态度与我们政治上左的倾向相互促进，显然成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了弯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之一。

这表现在西方哲学研究的热度下降，譬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已经好多年落后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仅仅排在第四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在哲学层面或者形而上学的道的层面越来越自信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西方哲学的资源进行持续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学科机制产生于西方，而且还在于欧美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力量。我们希望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发展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这是文革后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近30年召开的第一次关于西方哲学的全国大会。早在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是对苏东剧变之后，美欧对失去与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寻找新的敌人的适应性反映，当时亨廷顿就提到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问题。

另外桑德尔等人的网络课程也在中国被迫捧，西方很多热门的讨论很快就会进入中国学界。特朗普等人抛弃了理性思维，也就抛弃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这必然侵蚀欧美的软实力。韩震主编的《西方哲学概论》内容涵盖从希腊哲学到现当代欧美哲学(2006年出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被评为教育部2007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此外，这个时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方面的干扰，学者们开始更多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哲学。

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与包括欧美国家的人民一起努力，打破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中或明或暗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世界文明和思想精华在思想碰撞磨砺和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但是，因为冷战和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采取敌视态度的原因，中国哲学思想及文化观念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和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关键词：西方哲学/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学科细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项目(18VXK001)。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即将实现的时刻，中国的学术创新必须融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外国特别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传统的西方哲学学术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

中国研究西方哲学，从开始就是为了通过了解他者而提升自我，但是最初我们多是从与他者的差距去考虑的。第8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数量不多的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和教学，都是从当时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的。尽管由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仍然是有我们自己视角和特色的，但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到深度，都越来越体现出与西方哲学界的同步性。当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切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翻译活动都几乎完全停顿下来。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上的哲学简单地对立起来。

过去，中国出版界主要是进口国外特别是欧美的著作版权，但是，到今天，我们除了继续系统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有关中国的哲学思想、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的著作的版权也推向国外。在哲学研究中因提出不同见解而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情况已未再有所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哲学研究者以极大的热情了解曾经陌生的西方哲学学术思想资源，翻译、出版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潮成为学术发展的最直接的驱动力。此外，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同步性、自信化，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如今，中国正在认真学习，吸取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哲学的精华。我们仍然将关注西方哲学的发展，不像西方人那样忽视东方文明的智慧。

一是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多在欧美有留学的经历，许多人拥有欧美大学的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由韩震牵头还编了《现代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英文版)》《西方经典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第一，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变成更加冷静的学术性审视，与西方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具有相互平视的特点。当时的神州大地必然是高扬人的力量和恢复人的尊严的时代，人们一方面要从左的思想桎梏下走出来，另一方面也要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力量的解放感。

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进程中，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武力压力，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自豪的心态了。

再加上某些人把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思想或理论当成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洋教条，不仅无法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反而给这个进程增加了复杂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历史地促进了人们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尽管总体上我们仍然保持思想上的独立，但对西方仰视的态度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形态。

当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把16—19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定为翻译和出版规划的重点，力争按时保质地译好、出齐。显然，西方的多元主义和所谓开放社会的神话已经破灭，这是欧美内部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所导致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结果。

当时，价值哲学在我国是一个新词，最初的争论竟然是：价值是否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理论陷阱，经过改造能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整体上而言，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依然作为哲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不仅大量中国青年学生到国外学习并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国内许多哲学院系都长年聘任西方学者任教，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的特殊研究领域，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显得神秘且被神化。一方面是广大学者由于习惯了哲学思想领域里的沉默状态，当面对众多的西方哲学思想流派时，人们既不知所措、无从把握，又如饥似渴地要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也有某些思想僵化和既有认识模式成为认知惯性的人，对西方哲学思想潮水般涌入表现出种种的抗拒，这种抗拒往往采取过去将其与政治挂钩的方式即扣帽子的方法，对某些新开展的研究不时有多种指责。

最开始，比较敏感的书是出内部版。自身作为非洲裔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伦·斯金纳，在参加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的讲话中，把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形容为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争斗，她竟然还罔顾历史事实把中国称为美国历史上面对的第一个所谓非白人的战略竞争对手。

因此，根据中央有关单位安排，由赵敦华和韩震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该教材组织全国有关知名学者协同编写，并且经过多方面的反复审核讨论，201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到欧美访问、进修的学者和攻读学位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中国与欧美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得到不断加强，中国对西方哲学的陌生感、新鲜感已经让位于作为学术本身研究各自特点的反思。

相对以往的冷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史称太原会议。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将哲学发展史定义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斗争史，其中唯物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落后，辩证法代表先进合理、形而上学代表落后荒谬。